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强调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这个讲话引起强烈反响，各民主党派很快响应，陆续启动了“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专题教育活动。那么，如何理解民进的“初心”呢？
　　通过对民进会史(包括民进成立的历史、斗争实践、政治主张)的研究，我们得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民进是民主党派左联”的结论，归纳总结出民进的初心是立会为公，并提出了“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的实施路径。 　　中国民主党派是在抗日反蒋斗争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同中国共产党有长期合作的历史，先后响应中国共产党1948年5月1日提出的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1949年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推动各民主党派的成员和所联系的人们参加各项政治活动，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各民主党派虽然主界别有所不同，但性质是一样，都是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民主党派由于人员组成不同、成立机缘不同、政治倾向不同，其性质各不相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民主党派成员主要有三种类型: 一类由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构成，很多都是国民党左派和老同盟会员, 阅历丰富, 资格较老, 文化水平和社会地位都比较高, 在社会上影响很大。一类由爱国人士组成，这部分人包括一些爱国华侨、从统治集团中分裂出来的反对派和民主派及带有资产阶级色彩的地主买办代表。他们有广泛的社会影响, 加入民主党派后, 在其中有特殊的地位。一类由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少数共产党员组成。如民革由原中国国民党民主派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所创建；民盟成立时的名称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当时参加的党派有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后改称中国民主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后改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国乡村建设协会。1942年，沈钧儒领导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加入，故有三党三派之称。1944年9月改现名。民盟成立之初积极组织成员参加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宪政运动；民建成立之初的成员主要是爱国的民族工商企业家和与他们有联系的知识分子；农工党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1930年成立后曾多次易名。成立之初在华东、华北、华南一些省市开展组织活动和政治活动，准备武装夺取政权。1933年11月，十九路军于福建发动政变（称闽变），该党参予其事。抗日期间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密切，解放战争，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和开展军事活动；致公党由华侨社团美洲洪门致公堂发起，于1925年10月在美国旧金山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致公党的组织和活动从海外转移到了国内。九三学社的前身是民主科学座谈会。1944年底，一批进步学者为争取抗战胜利和政治民主，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民主、科学精神，在重庆组成民主科学座谈会，讨论时局，发表政见。后为纪念1945年9月3日抗日战争和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于1946年5月在座谈会基础上正式成立九三学社。解放战争时期，九三学社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政治主张，在北平、上海、南京、重庆等地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等运动；台盟1947年11月在香港成立，1948年宣布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员陆续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台盟中央迁至北京。
　　1. 民进的创始人大多是革命的知识分子
　　民进成立时有44名会员，有26人出席了民进成立大会，他们是：马叙伦、王绍鏊、林汉达、周建人、徐伯昕、赵朴初、陈巳生、梅达君、严景耀、雷洁琼、谢仁冰、冯少山、万景光、曹粱厦、张纪元、柯灵、李平心、陈慧、宓逸群、刘大杰、李玄伯、马木轩、徐彻、徐相任、章蟾华、胡国城等。还有7人出席了三天后举行的选举大会。他们是：许广平、傅雷、曹鸿翥、蒋天佐、董秋斯、朱绍文和张凤举。另有11人没有参加两次会议，他们是：郑振铎、周煦良、唐弢、金仲华、吴文祺、周予同、吴大琨、俞寰澄、杨心德、曹吉荪和姚文达。
　　民进的创始人马叙伦、王绍鏊、周建人、许广平、林汉达、徐伯昕、赵朴初、雷洁琼、郑振铎、柯灵等，都是抗日战争时期留居上海的文化教育界进步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以马叙伦为例，据马老女儿回忆，马老自己说过他一直在寻找真正的朋友，他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辛亥革命，后因深恶军阀黑暗统治，参加反对袁世凯和军阀的斗争，带领北京大中小学教师开展索薪斗争，五四运动时他坚决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九一八事变”后，又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抗战胜利后，针对国民党独裁、内战、卖国的倒行逆施，马老又投入到轰轰烈烈的爱国民主运动中。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严酷斗争中，马老对共产党的态度从朋友式的同情发展为全身心地拥护，他找到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之路，参加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的伟大事业中来，书写了人生最耀眼的篇章——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其他创始人也大多是进步学者、专家和教授。如，林汉达是著名教育家，文学家，历史学家。赵朴初是卓越的佛教领袖、杰出的书法家、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与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严景耀、雷洁琼夫妇都是著名社会学家、社会活动家。谢仁冰早年曾与鲁迅共事，深受鲁迅薰陶及影响。九一八事变后，参加了抗日宣传工作，抗战胜利后，他介绍马叙伦与王绍鏊相识。柯灵是中国电影理论家、剧作家、评论家。陈慧，是政治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陈叔通之女，主要从事艺术研究工作。曹梁厦，又名曹惠群是著名学者、教育家、化学家。刘大杰是著名学者、作家、翻译家。
　　出席成立大会26人中王绍鏊、徐伯昕、梅达君、张纪元、万景光、章蟾华、胡国城都是中共党员。另外，创始时期的老会员蒋天佐、罗稷南、刘哲民、吴大琨也是中共党员，但据1939年即加入中共的梅达君回忆：当时大家都不知道对方是党员，因为搞地下工作都是单线联系的。王绍鏊后来被推定为民进与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的联系人，成为民建上海分会的主要筹建人之一。他还是民盟上海市筹备委员会筹备委员，曾任民盟上海直属支部主任委员。
　　其他人士也都与中共关系较好，如董秋斯1930年参加左联和社联的发起工作，并主编《国际》月刊。李平心在1927年2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便潜心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著书立传，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爱国民主思想，传授科学基础知识。曹鸿翥长期与地下党有联系．曾掩护地下党将布匹、盐等物质运到解放区。陈巳生任董事长的上海关勒铭金笔厂不仅是中共地下党组织经常活动的场所，还掩护过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化名刘镜清)、省委组织部长王尧山。
　　创建时期民进会员中中共党员的情况分为几种：有些是受党的委托而在民主党派中以民主党派成员的身份领导工作的共产党员；有些是民主党派的先进人物, 在斗争中山于表现积极而加入了共产党（如周建人于1948年4月加入中共）； 有些是早年加入了共产党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脱党而转入民主党派的( 如李平心，部分人后来又恢复了党籍)。
　　综合以上史料，我们可以确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民进会员主要由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少数共产党员组成。
　　2. 民主刊物的创办促成了民进的诞生
　　谈到民进的成立就不能不提到1945年在上海创办的三大民主刊物：《民主》、《周报》、《文萃》周刊。《周报》于1945年9月8日创刊，编辑唐弢、柯灵，发行人刘哲民，宗旨是“加强团结，实行民主”（1946年8月24日，《周报》出版还不满一年，就被国民党当局查禁）；《文萃》期刊于10月9日创刊。初为文摘性周刊，在创刊号封底的“编后小语”（代创刊辞）中这样写道：一、沟通内地与收复区的意志；二、传达各方人士对于国是的意见；三、分析复杂善变的国际情势，这应该是其办刊宗旨了。第二年，改为时事政论性期刊。郭沫若、茅盾、田汉、许广平、马叙伦、周建人、宦乡、费孝通等名家经常为该刊撰稿，积极从事和平民主宣传。（1947年3月，《文萃》出至第37期，遭国民党当局封杀而停刊）；10月13日，徐伯昕办《民主》周刊。主编是郑振铎，编辑:有蒋天佐、艾寒松、郑森禹等，编委有马叙伦、周建人、许广平、董秋斯、罗稷南等，《发刊词》坚定地表示要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毫不含糊地为民主而斗争。创刊号上，发表了郑振铎所写的《走上民主政治的第一步》，指出在国民党军队接收了敌占区后，第一步就应该恢复人民的自由权，而不是现在的戒严、搜查和压迫。创刊号上还发表了马叙伦的《思想解放》、周建人的《略论这回大战的性质与法西斯歪曲事实》以及许广平的《迎双十节》。《民主》就这样以斗争的姿态出现了，对揭露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宣传革命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反映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愿望，起了很大作用，成为进步知识分子为追求民主自由而斗争的前沿阵地（1946年10月30日，《民主》周刊被国民党政府勒令停刊。从创刊到停刊，共出版54期）。
　　这三份刊物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文化界知名人士，如周建人、林汉达、许广平、李平心、傅雷、严景耀、董秋斯、罗稷南，以及郭沫若、柳亚子、宦乡、夏衍等。他们经常撰文揭露国民党当局的罪行，抨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大声疾呼并鼓动人民大众起来争取和平民主。并经常聚会座谈，互通消息，研究时局，商讨斗争策略。后来，他们每周在联华银行八仙桥分行(今西藏南路26号)的会议室聚会，分析时事，商讨出版事宜和斗争方式。与此同时，在王绍鏊周围，也集结了一批上海工商界和文化界的知名人士陈巳生、谢仁冰、刘树梅、张纪元等，经常在谢仁冰家秘密集会，商谈救国之道。
　　共同的斗争目标，现实斗争的需要，使这两支有一定影响的爱国民主力量走到了一起。他们不仅在一起座谈时局，而且开始携手联合战斗，在《周报》、《民主》、《文汇报》等新闻阵地，联合发表文章。经过协商研究，双方一致同意成立一个以促进民主政治的实现为宗旨的政治组织，取名为“中国民主促进会”。
　　3. 民进在中共的帮助下创建和开展活动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了向何处走的抉择。当时上海知识分子中有许多人对美国和蒋介石抱有幻想，寄希望于马歇尔的调解。党中央指示上海局要让爱国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发出声音，开展爱国民主运动。当时，一些有代表性的爱国民主人士因战争都转移到内地，因机票和船票都被国民党劫收大员把持，无法及时回到上海。因此，有必要在上海成立一个新的民主党派。
　　1945年12月30日，马叙伦、王绍鏊分别联系的上海文化、教育、出版与工商、金融界的进步人士，在上海爱麦虞限路中国科学社(今绍兴路卢湾区图书馆)举行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一次会员大会。
　　民进成立后的重大活动都是由共产党领导和参与的。如1946年“六二三”运动的总指挥就是中共上海局的张执一同志。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也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帮助下创建的。在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中，29位理事中有马叙伦、王绍鏊、陈巳生、林汉达、梅达君、徐伯昕、许广平、周建人、冯少山、葛志成等10位民进会员，梅达君兼任秘书长。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在上海的爱国民主运动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集团加强了它在国统区内的封建法西斯专制统治，不断制造白色恐怖，激起了广大群众的强烈反抗。尤其是各爱国民主力量的团结联合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集团的反动气焰，引起了当局极大的恐慌和仇恨。他们决定向民主党派开刀：1947年5月4日，国民党中宣部向各地发出训令，称“民盟……连同其比身之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团体，实为叛党之干部，一切行动均听命于中共”，发出了迫害民主党派团体和爱国民主人士的信号。1947年7月，国内战场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但蒋介石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7月4日，颁布《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把国民党统治区内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民主运动，统统作为是共产党的“叛乱”，直接出动宪兵、警察并配备机动军队，进行镇压。他们还把矛头直接对准各民主党派，欲置之于死地。10月29日国民党政府悍然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继后，国民党当局又把矛头指向民进和其他民主团体，公开诬陷马叙伦等在沪组织民主运动是“适应”共产党的需要，有意扩大事态反对政府。马叙伦洞悉国民党的阴谋，大义凛然，置生死于度外。
　　中国共产党对在国统区白色恐怖下进行无畏斗争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安全十分关注重视，1947年5月5日就在国民党对民盟、民进等发出高压信号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及时指示蒋管区的党组织“要保护我党及民主进步力量”“一切要从长期存在打算，以推动群众斗争，开展统一战线。”在国民党勒令解散民盟并准备打击迫害其他民主团体和爱国民主人士这一紧要关头，1947年底，中国共产党又及时帮助马叙伦、王绍鏊、徐伯昕等人秘密撤出上海转抵香港，保护了民进重要的领导力量。在此之前林汉达已于1946年8月由上海经大连转抵东北解放区，并在1947年6月担任了东北解放区辽北省教育厅厅长。雷洁琼、严景耀夫妇也分别于1946年9月和1947年2月离开上海抵达北平。而留在上海的常务理事许广平、理事周建人、何灵及候补理事郑振铎等，继续领导民进成员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
　　4. 民进积极响应“五一”口号
　　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为动员全国各阶层人民实现建立新中国的光荣使命，发布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五一口号”共23条，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重大方针、政策，代表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
　　马叙伦在香港从广播中听到后，兴奋地说：除反动派别以外，都延颈企踵，希望即刻看到全文。当他读到全文以后，便立即在《群众》上发表了《读了中共〈“五一”口号〉以后》。这是当时较早的一篇响应性文章，而那时香港又正聚集着大批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著名的文化精英，故而其影响极大。
　　5月2日，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等民主党派代表欢聚一堂，对“五一口号”进行了热烈广泛的讨论。5月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的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促进会的马叙伦、王绍鏊，中国致公党的陈其尤，中国农工党的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的李章达，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的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谭平山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联名致电毛泽东，响应中共“五一” 号召，拥护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同一天，他们还向国内各报馆、各团体及全国同胞发出《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通电》。其后各党派又以党派名义相继发表了通电，各党派响应“五一口号”的时间和宣言名称刊列于下：1948年5月22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号召台湾同胞响应五一口号》 (台北十日航讯)；5月23日，民建通过响应“五一口号”的决议；5月24日，《响应中共五一口号 不仅坐谈更应行动—— 中国民主促进会发表宣言》；6月9 日，《致公党宣言响应五一口号—— 号召海内外同志加紧努力 拥护中共领导新民主革命》；6月16日，《民主同盟发表声明速展开新政协运动》；6月17日，《农工民主党发表声明——团结群众进行斗争努力争取召开新政协》；6月25日，《推动新政协运动—— 国民党革委会号召同志接受中山遗教继续奋斗》；6月26日，《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响应中共五一口号》。1949年1月26日．九三学社在北平的《新民报》上发表《拥护中共“五一” 口号暨毛泽东八项主张的宣言》。
　　从以上的史实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民进先贤们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在敌伪统治下坚持抗日救亡斗争。抗战胜利后，他们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总方针，积极投入反对内战﹑反对独裁﹑反对出卖国家主权的爱国民主运动。民进成立后，发表了《对于时局的宣言》等一系列重要文件，主要领导人经常在《民主》《周报》等进步报刊上发表文章，提出立即结束中国国民党一党专政，还政于民，停止内战，保障人民自由权利等政治主张。为了扩大和平民主力量，民进联络和团结上海60多个主要群众团体组织，组成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1946年6月，民进参与发起组织了上海人民反内战大会。民进领导人马叙伦﹑雷洁琼还参加了赴南京请愿的和平代表团，在“六·二三下关事件”中被国民党特务暴徒围攻殴打，身受重伤。1947年，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残酷迫害支持中共和呼吁建立民主政府的民主进步人士，闻一多、李公朴等爱国民主人士相继被杀害，民进被迫转入地下，主要领导人转到香港，与国民党当局继续斡旋斗争。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发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一”号召，民进立即表示拥护和响应，并于5月24日，以中国民主促进会名义正式发表《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宣言》，指出：正在中国发动的“国大”话剧演完之后，中国共产党发布了“五一”廿三条，把实现中国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具体任务，完全无缺地呈现在中国人民面前。之后，民进主要领导人也先后由上海及香港转入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
　　由于民进先贤们大多是文化大家，他们主要“以言论政”，积极为国内的和平、民主、民生等重大问题贡献自己的力量和智慧。因此，笔者认为新民主革命主义时期的民进是民主党派中的左联。 　　新民主革命主义时期的民进为什么会以民主党派中的左联的形象出现呢？因为民进的初心是立会为公，是希望我们的祖国能成为一个民主统一的国家，而不是为了一会一己的私利。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民进的文献中找到佐证。
　　成立大会上通过的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章指出：中国民主促进会“以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践为宗旨”。而在1946年1月2日二次大会通过的《中国民主促进会对于时局的宣言》全面阐述了民进对国际国内形势的立场观点，公开宣布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宣言》指出，“日本宣布投降之后，整个世界已经走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是重建中国、使中国成为真正有力的和平堡垒的“干载一时的机运”。但是，目前国家面临着内战独裁分裂与和平民主统一两种命运的抉择。如果“内部分裂，造成不断的战乱”，中国必然仍“停顿在殖民地或次殖民地”境地，这是全中国人民所不愿意的；如果我们人民一致反对“战争的遗烬死灰复燃”，“把握住自己的命运，走上我们应该走的政治道路”，中国就可以争取到光明的前途。《宣言》郑重提出：“人民一致的心理倾向，是不可抵御的巨浪，谁挡住它的路，淮便被它的浪花所卷没。对于中国民心的向背，全世界的政治家都应该研究而尊重。” 《宣言》申明，争取中国光明前途的唯一途径，“是消灭国外国内一切束缚他们自由自主的势力”，因为二十世纪的政治真理是“只有自由自主的人民，才能创造自由自主的国家；只有人民有力量，国家才有力量”。从国外来说，任何国家尤其是美国，要“对中国的进步给予善意的援助”，并应以此为“对华政策的指导原则”；从国内讲，“我们坚决地反对用内战方式来解决政治问题”。针对蒋介石“先统一后民主”的谬论，《宣言》驳斥说，民元（1911年）以来的经验，早就告诉我们“统一而不以民主为前提，决无法实现”，现时的中国，必须首先实现民主政治，然后才能真正统一，“民主实在是统一的基础，同时又是统一的内容，统一的目的”，“只有把政治放在真正的坚固的民主磐石上，才是唯一安全永逸的计划”；就当前而言，我们应首先争取“实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人身的自由，反对一切摧残人民自由的举动”。为此《宣言》呼吁广大市民群众加紧步伐，集中力量，争取民主，实现民主。《宣言》根据以上国是意见，提出了具体的八点政治主张：一、我们自主自动地改革政权，实现民主；二、国民党立即无条件地还政于民；三、立即无条件地停止内战，全国军队，各驻现地，听候调整；四、要求友邦从速撤退驻华各军，完成日本投降事件由中国政府自行担任；五、重新制定宪法草案，交付正式最高权力机构，决定公布；六、宣布前国民大会代表之选举无效，制定普选方法，限期完成正式最高权力机构的选举；七、战时机构即行核实裁并；八、制定适应时代的建国大纲，交付政府制定政策方案。
　　这一《宣言》是中国民主促进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性文件，充分展示民进人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初衷和理想以及心忧天下、勇于担当、以身许国的精神和品格。民进人立会为公的初心与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高度契合的，所以民进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了民主党派中的左联。
　　当然，囿于认识，其时民进的主张还是改革政权。而之后的斗争现实证明，国民党的一党专制之路走不通，民主党派的温和改良之路也走不通，只有共产党才能把社会各阶层动员、团结、组织起来，带领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因此，民进后来自觉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郑重选择了多党合作。 　　民进十大以来，会中央提出“三为”，即为执政党助力，为国家尽责，为人民服务，这是“立会为公”现代的诠释。
　　1.为执政党助力，引导会员正道行不忘合作初心
　　开展优良传统教育，发挥会史资政育人作用，引导广大会员重温历史，不忘合作初心。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题，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在治国理政新的实践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进行艰辛理论探索，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民进全会要不断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增强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以更加坚定的主题意识，积极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凝心聚力。
　　2.为国家、地方尽责，切实履行参政党职能
　　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紧密围绕决胜全面小康、实现中国梦的奋斗目标，切实履行参政党职能，要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确把握改革发展稳定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部署，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深入调查研究，提出真知灼见；发挥民进界别优势，在教育文化出版领域发挥更大作用，为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3.为人民服务，做好社会服务工作
　　提高认识，把社会服务工作的重要性提高到服务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需要的高度，转变社会服务工作观念，将“帮扶”转变为“参与”、将“施予”转变为“收获”。树立“服务就在身边，人人可以参与”的微公益理念，动员广大会员积极参与，力所能及地开展社会服务工作。要继续发挥人才、智力、政党优势，在社会服务工作中注意发现参政议政线索，并转化为提案建议，树立品牌、建立基地，同时要注重社会服务工作体系和能力的建设。
　　4.加强自身建设，呈献出民进的新面貌
　　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要求，自觉与中共中央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保持高度一致，以深化政治交接为主线，进一步加强思想、组织、制度特别是领导班子建设，提高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合作共事能力、解决自身问题能力，提高自身建设科学化水平，切实承担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历史使命和时代担当。
　　总之，民进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以多党合作的新气象、思想共识的新提高、履职尽责的新作为、自身建设的新面貌，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贡献力量。
　　
    作者：民进安庆市委会课题组，组长：李义中，成员：洪爱敏、白树震、李权弟、潘连宇、余翔，执笔人：余翔
　　（本文经有关专家评定为民进中央参政党招标课题合格成果）